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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如 山
杨莹
发布人:办公室 发布日期:2015-06-30 [ ] 浏览次数:2207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一

    秋天的冷雨一连几天窸窸窣窣,染得丘陵地带那些起伏的山峦都成了一幅水墨画了,天空像一块巨大的灰蓝色幕布,没有边际,朦朦胧胧。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记忆中,每年的这个时节,似乎都是阴雨天。茅山顶宫上的老道长往往会在雨天咪上一点小酒。待红了脸膛,话多起来了,偶尔也会眯缝起眼睛,望着道观里的某处长满青苔的墙角又或者是某级光溜溜的台阶,絮叨些几十年前的旧事,说着说着,眼神好像越来越深,深到要把人的魂魄都吸进去,他那瘦长的脸上烙满了条条皱纹,像丛生的沟壑,更像一波三折的往事。

    “77年前,茅山地区被日寇侵占。道院的三宫五观有七座庙宇被烧毁,1938年中秋前夕,惠心白、陈永富、赵永山、严先明、贺易松等23位道长被鬼子杀害了。惠师父躺在破碑墙旁边,身上被鬼子用刀拉了一大条口子,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天,已经没气了。陈道长趴在那个门槛上的,身上两个大大的血窟窿。赵道长当时就倒在那个角落里,我到现在都记得,赵道长的手指甲里都是黑黑的青苔和泥。平时他的手干净着呢,白白净净的,其他道长都笑他的手跟女人一样。肯定是挣扎的时候在地上抠的啊。”

    说话间,老道长端酒杯手逐渐抖了起来,两行清泪从他的眼角缓缓溢出,旋即被他用枯枝般的瘦手抹了去,下巴上,一缕银白的山羊胡须不停地抖动。他捊了捊胡须接着又道:“那天,惠师父都让我下山去送药,新四军的药都是我送的多,我岁数小好掩护。没想到等我上山,宫观早已沦为灰烬,道长们相继倒在血泊之中……就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国恨家仇在我心中种下的怨恨实在难以化解!”

    种子放在水里会被淹死,放在火里会被烤死,放在肥沃的土壤里则会生根、发芽、结果。我愿意相信,即使是炮火和拷打,都不足以让老道长落泪。然而,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这场民族战争如同一颗种子,在破碎的山河,满目的疮痍中生出了根,老人一想到这枚恶果,就会泪湿衣襟。国有内忧,更有外患。外邦的入侵,不仅欠下了老道长,欠下了茅山儿女,还欠下了中华民族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血债。在1938年之后的七十多年里,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1937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十五,我清楚地记得,这天是道教传统的节日——下元节。道家有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的诞辰日分别为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就被称为‘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 下元节是水官解厄旸谷帝君解厄的时候,这天,水官根据考察,录奏天廷,为人解厄。古时的人把‘下元节’看得很重,百姓在家祭拜亡灵,朝廷也在这天禁止屠杀,遇到这天的死刑犯都会延缓执行日期。”
 
    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茅山顶上这天的热闹场景,三宫五观门口均竖天杆,杆上挂黄旗,旗上写着“天地水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消灾降福”等字样;道士们忙着做道场法事, 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围观的人。山下的百姓都在这一天祭祀亡灵上山祈请了。这时节,毕竟过了霜降,也立了冬,农民的粮食都入了库,山里人家户户都用新谷磨糯米粉做小团子,包素菜馅心,蒸熟后在大门外“斋天”。

    旧俗里云:“十月半,牵砻团子斋三官”。 为了拜祭下元水官和祖先,讲究的大户人家张灯三夜,在正厅上挂着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供奉鱼肉水果和糯米团子。寻常百姓做好了团子只管送上山就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俗渐渐废除,民间也将祭亡的仪式放到了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折锡箔和黄裱纸焚化成一缕缕的青烟,追随祖先而去。

    “我老家来了个亲戚请道院为他老爹超度亡灵,惠师父怕我想家,让我跟亲戚回老家住些日子。我回来的那天刚好是冬至,庙里一反常态地冷清,冬至是元始天尊的圣诞日,在道教敬奉的神中是可是第一位啊。往年这个时候,宫观有三清天尊神位的全供早就备好了,那些灯丶香丶水丶果丶花都是淮阴、上海的香客大老远带过来的,山下百姓天没亮就会将馍 、饼、菜送上来。道士们设坛诵经,敲打念唱,踏罡步斗,经师、乐师、高功合坛,一天要打上十几场醮,给万民祈福迎祥呐,场面可不是一般的。”

    雨终于停了。老道长却毫无倦意,依旧慢期条理地叙说着。在他的眼里,道教的诸神,包括茅山的旧俗都有着明显的神圣。它们与老人的记忆,与茅山的风风雨雨一起存在。或许,只有把血液融入这一地方,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吧。这些陈年旧事,老道长不知道复述过多少遍了,每次他都像是第一回讲述,虽然已经八九十岁的高龄了,但记忆力却是惊人的好,尤其对七十年前发生的事,他讲着讲着就激动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看见没,师父站在台阶上看着我笑呢,哈哈哈!”老道长真的是喝多了。

    “惠师父说,鬼子来了。山下百姓遭大殃了。他们搞抢光、烧光、杀光这‘三光’政策,不是把人给活活烧死,就是用刺刀捅死,有的被一块块割肉喂军犬,还有的被集体枪杀。真是作孽啊。茅山道院那些天不好过呀,百姓全都逃上山避难来了,师父急啊,他要解决粥少僧多的难题,还天天担心,日本人会杀到山上来……”

    老道长的声音像是沙砾被大风从遥远的黑暗漫天满地地吹来,一瞬间打得人生疼。我仿佛看到百姓纷纷跑向三宫五观,看到山脚下倒塌的房屋,一座连着一座,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被树木与杂草遮掩着,那倒了一半的锅灶,烧得漆黑的房梁,在凛冽的寒风下,更显得悲凉。田野里,农人抢种的晚茬冬麦和移栽的油菜在风中倒伏得七零八落,灰蒙蒙的天空上方有三两只老鸦匆匆飞过,丢下一路凄厉的叫声。

    二

    1937年12月初,茅山地区的溧阳、金坛、江宁(东山)、溧水、高淳、丹阳、句容、镇江(丹徒)、扬中九个县市先后被日军侵占,他们仅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天王寺等据点就集结了2000余人,这些日军在革命根据地疯狂扫荡,屠杀无辜群众,烧毁民房,洗劫村庄,老百姓死的死,伤的伤,纷纷举家出逃,躲进深山老林,茅山街上几乎成了废墟。枪声,哭喊声此起彼伏,进了腊月门也不消停。

    腊月二十四日是茅山香期的开始,茅山道院管这一天叫“开山门"。民当间传说灶王爷每年上天汇报一次情况,对每一家一年的荣辱祸福很有影响。百姓辛苦了一年,希望“灶王爷”能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彼时,他们有家不敢回,更寄希望于“灶王爷”,祈祷他保佑家人的生命安全。

    三宫五观的道士们并没多大的骚动,似乎嚣闹和外界打扰不了他们的心,他们只管隐居在寂静的山林里修行。道士们和往常一样,穿着道袍,绑着山袜,除草、担水、洒扫殿堂,再穿过一道道的石阶,做早课晚课,念《玉皇经》、《三官经》,全身心沉浸于一页页的长条经卷中,体味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和诸神圣诞,全真派的道士们还要加念《真武经》和其它经卷。

    按照老规矩,茅山道院在腊月二十四这日送灶,也叫“闭斋豫”。过去三宫五观在这一天,要将用不完的荤腥之物统统埋掉,吃三个月的素斋,一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结束。道教神仙多,茅山的宫观又多,所供的神各不相同,进香时间就不一致,前后加起来的烧香时间就拖得长了。

    这三个月的香期庙会期间,来茅山烧香的善男信女特别多。1500年前南朝齐梁之际,弃官归隐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在《真诰》里说,茅山每年三月十八日:“车有数百乘,人将四五千,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看人唯共登山,作灵宝唱赞,事讫便散,岂有深诚密契,愿睹神真者乎!"”江浙一带的香客来茅山进香,通常在三天前就斋戒沫浴,上山也是一步一磕头,满心虔诚。茅山终日香烟缭绕,一入山道,钟磬之声不绝于耳。

    民国胡朴安主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里是这样形容茅山进香的:“是时,烧香者无间远近,趋之若鹜。各乡合数村结为一会,以小木龛为佛(按:应作神或仙,但民间经常仙佛不分),龛高约一尺五六寸,广约一尺余,制作屋宇形 ,刻精细,镂金错彩 ,中坐五七寸高神像 ,龛前伸小木一 ,二人负之於肩 ,随者执锣鼓铙钹 ,‘镗镗’于后。亦间有旗伞者游行传街市。正月望(十五日)前,每日均有数起。每人身负黄色布囊 ,上书‘朝山进香’”。

    香期庙会是茅山人流量最为集中的时期,南来北往的香客繁荣着小镇上的食品、住宿、轿马租赁等商机;也促成了当地农村民众之间的来往走动。然而,1938的茅山香期庙会,相比旧年的盛况,萎缩成一团模糊的影像,在西天凄艳的晚霞映照下,红得要滴出血来,就像一个古老的民族的伤口。

    天黑透了,只有几颗星子亮光闪闪,陷入一片黑暗的茅山完全静了下来。那些藏身山中的百姓梳理着纷乱的心绪,他们不再恐慌,依靠道教,让他们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和自我的精神支撑,这在他们以往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在长长的暗夜里,盼望天亮。在枪声四起的白天里,又盼望黑夜的到来。

    就在这团红得滴血的影像中,茅山道院的灾难已经悄悄逼进……




    三


    1938年6月28日,日军放火烧毁白云观灵官殿、经忏楼、北楼等 20多间庙宇。 9月1日傍晚,日军第一次进犯茅山的元符万宁宫先烧三清殿和西斋道院等楼房,杀死黎洪春和沿途抓来的民夫。10月6日下午,日军侵入乾元观,火烧松风阁、宰相堂,杀死惠心白、陈容富、赵容山等12名道众,连5个打柴人也没放过。隔了两日,他们上午又闯入印宫,杀死道士苏先俊、严先明、倪觉仁、陈道纯等6人,眭先凤被刺成重伤,躺在地上装死,侥幸逃生。下午,日寇又赶到二、三茅峰,一把大火烧毁了仁佑观、德佑观,玉晨观和白云观也未能幸免,蜿蜒的山峦就像一条火龙,痛苦地扭曲、挣扎……

    茅山山脉曲折又林深草高,是适合人隐匿藏身之所,穷凶极恶的日寇坚决不放过茅山,他们把茅山道士当成新四军,准备斩尽杀绝。当他们赶到茅山顶宫,用机枪逼着30多名道士集中到山门,让他们一字排开,准备扫射时,突然听到新四军救援队伍的枪响,日寇没来及开枪,仓惶逃窜。此后,他们对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扫荡,都被新四军粉碎了。

    1939年1月开始,乾坤扭转了。

    新四军主动出击,英勇地打击日寇,先后取得了官陡门、东湾、延陵、云台山、汤山、龙都、陈巷、贺甲等战斗的胜利,开辟了许多新的游击基地,使茅山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如同昙花的盛开,短暂的胜利之后,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

    1940年10月到1941年4月期间,日、伪军采用驻扎“扫荡”大规模进攻根据地,新构筑点一下多了30个,两个月里就发生了50多场战斗。日寇连续7次召开清乡委员会实行军事封锁,构筑了从镇江江边沿镇宝公路两侧,西旸、直溪桥 、白塔、滆湖、漕桥到太湖沿岸2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一方面进行政治伪化、经济掠夺、思想奴化,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搞偷袭、暗杀活动。

    一时间,茅山新四军独立营一支队营长兼溧水县长许维新被暗杀,茅山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巫恒通遭袭击被捕,枪林弹雨使林葱木秀的茅山成了血染沙场的战场,奔涌的鲜血浸透了山间的一草一木,狂风在逶迤的山脉上怒吼,仿佛是在凭吊一代精英,又像是在为这些不屈的灵魂呜咽。淅淅沥沥的细雨,如同天空连绵不断的泪水,流淌出一股坚贞的力量,祭奠着先辈们的英魂。

    整整下了两天的雨。

    雨水洗刷下的茅山清新又干净,绿得发亮树木,与灰暗的天空形成一个封闭、安静又辽阔的世界。这个世界里,藏着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历史的典藏不是流水的声音,不是凝固的物像,它是一枚火种,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烛照过来。它更像这座青山,怀惴着信仰,巍峨而厚重。


    四

    历史终究选择了茅山。

    茅山是苏南地区的主要山脉,它位于江苏省句容市境内,主峰海拔372米,是中国的道教圣地。茅山东望太湖,西接金陵,山形曲折绵延,仿佛一条翠色的长龙横卧在天地间。最早的时候它叫“句曲山”,西汉年间,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从陕西弃官来到这里,他们在山上炼丹修道,采药救人,得道成仙以后,人们为了纪念茅氏三兄弟,便把句曲山改名为三茅山,后来简称为茅山。

    道教的传播,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宗教传播,它是一个文明的传播,虽然道教创建于东汉中期,而其根脉早已发展于先秦两汉,至东汉中期,早已是枝繁叶茂,早就有果实累累之象了。而茅山道教活动自秦汉以来,至今也有两千多年了。茅山是文人墨客眼中的华阳境天、地肺名山。它不仅是上清派的发祥地,还建有大量的全真教馆,上清宗坛与全真教派,这两个重要的流派分支在这里开枝散叶相辅相承,被道家誉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千百年来,求仙问道者络绎不绝。

    山上奇岩怪石林立密集,大小溶洞深幽迂回,灵泉圣池星罗棋布,曲涧溪流纵横交织,大茅峰的九霄万福宫雄居其上,如同苍龙之首,二茅峰、三茅峰蜿蜒而下,与主峰高低起伏,相映成辉。因为唐宋王朝的尊崇与扶持,茅山道教达到了鼎盛时期,前山后岭,峰巅峪间,宫、观、殿、宇等各种大小道教建筑多达三百余座、五千余间,道士数千人。

    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硬是圈在这莽莽苍苍一大片山岭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与唐宋年间相比了。这个格局,仿佛包含着一种使人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人生态度。然而,对宗教的信仰,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虔诚的心。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浸润着茅山附近方圆百里的每一寸土地,茅山的历史充满了正义、光明和希望,同时,也满载着血泪、苦难与黑暗。
 
    如果没有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没有山脚下的新四军纪念馆,几乎没有人会将峰峦叠嶂,云雾缭绕的茅山与那些惨烈悲壮的战斗、与那支神出鬼没的队伍联系起来。事实上,茅山因山区地势险要,西邻南京,北望长江,东至武进、常州、江阴、无锡、苏州、昆山、上海,南下浙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它与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一起被毛泽东主席列为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传唱着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五

    光阴回溯到20世纪初。

    1902年,许维新出生在磨盘乡许家棚子一户清贫的农家。磨盘山离茅山不远,山里人家都有着深厚的道教情怀,许母也不例外。有着道教信仰的许母,无论大事小事,都会来茅山抽签问卦,仿佛供上一根信香,磕上一个礼头,便寄存了一份希望,了却她的心愿。茅山成了她为困苦的生活和精神的贫乏所寻找的避难所。

    许维新自幼随母亲上茅山进香,已成惯例。旧时的茅山有条叫南镇街的的石板路,呈东西向,长540米,宽4米左右,是朝山的必经之路。这条街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尤其是香烛,家家铺子里都有,当地人称“香火街”。每年的香期庙会期间,四方信众蜂拥而至,南镇街的这条青石板路上,经常会出现许维新母子行色匆匆的身影。

    上山久了,许维新和道士们混得很熟。茅山全真派高道惠心白(1879~1938年)特别喜欢这个长相清秀又机灵的孩子,一有时间就教他打拳练剑。惠道长年喻花甲却十分讲究,银丝一般的白发在头顶盘成发髻,宽大的道袍越发衬托出他盎然的仙气,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惠道长是习武之人,能打一手南拳,每天清晨练功都会将一把大石锁玩得虎虎生风。尽管他和许维新年龄相差比较大,却不妨碍彼此的“忘年交”。

    几岁的许维新就会挥拳弄棒了,他谨记惠道长的教诲,每天刻苦练习抓举石锁和跳跃本领。十四五岁,能纵身跳上一米多高的山头,跃过两三米宽的壕沟。他结实健壮的身体里,仿佛积蓄着无限的能量。“若想保国,须有孔武之力,忠勇之心,济世之才。”这是惠道长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告诉许维新习武只能强身健体,要想保家护国,还得用文化武装思想。

    惠心白自幼在乾元观出家,是全真龙门派复字辈第二十代道士,他对道教仪范、斋醮音乐造诣极高,笙、箫、管、笛、琵琶、三弦六大件样样精湛,此外还精通医术,爱好诗书。据说,惠道长擅长书法,能够双手同时开工写对联,每逢岁末年脚,他都要写上一批对联分送穷苦山民,遇到乡间不平事,他会主动伸出援手,地方豪绅地痞深知他武功高超,为人正直,不敢轻视他。他经常给百姓治病,为头疼脑热的山民画道符啊、念个咒、敕法水什么的,效果灵验,当地的百姓都管叫他“活菩萨——辛三仙”。

    惠道长生活非常俭朴,他时常劝道众安分守己,爱教更要爱国。在惠道长的劝说下,许母将18岁的许维新过继给白杨村塾师许云峰为义子,他在养父身边读了七八年书,又因长期受惠道长的影响,为人刚正,嫉恶如仇,在社会上以“帮会”的名义结交忠义好友。渐渐地,许维新手下聚集起一支有10多人的小队伍,常在茅山一带活动,干一些劫富济贫的事。有人怕他,也有人喜欢他。许多为富不仁的人成了他的刀下鬼,国民党的地方官员称他“土匪”,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而受过他恩惠的老百姓则叫他“绿林好汉”。


    六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入中国。从1937年 8 月 13 日上海抗战爆发,到 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江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沦落日寇的铁蹄之下。南京失守的前夜,中国守城部队伤亡惨重相机撤退,从句容撤退的是六十六军和八十三军,撤退序列为第一六0师、一五九师、一五六师、一五四师。六十六军和八十三军各一部在句容人民的掩护下,于1938年1月10日到达安徽宁国的第三战区防区。同时这两支部队还有不少零星武装和其它守城部队的溃散官兵滞留在了茅山。

    南京陷落敌手,疯狂的日寇在南京进行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历史把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和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永远地钉在了羞辱柱上。句容是南京的近郊,宁杭公路穿城而过经天王寺向杭州方向延伸,句容就成了南北交通的要道。日寇占领南京以后,随即便派重兵把守句容,在县城、天王寺、茅山、东湾建起了据点,确保公路运输的安全。朱巷、蔡巷、神村、大冲、白龙地、徐家边、白扬、六角、刘家棚子、上下段庄等几乎被焚烧殆尽,茅山一带也笼罩在一片战争的恐怖之中,日军的据点、公路两边早被夷为平地,一些昔日繁华的城镇死了一汪死水,乡野里百姓扶老携幼举家逃命。

    35岁的许维新看到中华民族遭到日本侵略者蹂躏,劳苦百姓还倍受恶霸财主的迫害,心中充满悲愤。他在磨盘和南镇街一带组织近300人枪的队伍,活动在句容、金坛、溧阳、溧水四县边境,抗敌自卫。许维新威望颇高,不少人拜他为师,当时的门徒、学生不下于二千人。1938年4月23日,蔡巷据点4个日军到白杨村追逐幼女企图奸污,正好被许维新看到,他义愤填膺,带着村里的群众,当场打死3个日本兵。第二天,日本人来报复,放火烧了磨盘乡十几个村庄,70多名青年男女葬身火海,又抓了70多名老人用烧红的铁丝穿过他们的肩骨,押到马场,集体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场惨案。

    1938年4月28日,新四军组建了400余人的先遣支队,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从皖南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早在茅山抗日根据地建成之前,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就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派管文蔚的挺进纵队过江控制江都的嘶马、大桥、吴家桥。挺纵攻占扬中后,将江北、扬中、江南联成一片,使新四军有了北上的江心跳板和桥头堡。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后,陈毅又派陶勇、叶飞分别率苏皖支队和挺纵过江,扩大了活动区域。

    同年6月,新四军挺进苏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陈毅率领新四军一支队来到茅山,在乾元观里设立了司令部和政治处,点燃了抗日的烽火。让陈毅没想到的是,新四军初到茅山就交上了好运。先遣支队一部在粟裕指挥下,在镇句公路韦岗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经过半个小时激战,击毁日军汽车4辆,毙伤日军土井少佐以下20余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日钞7000余元。陈毅接到韦岗战斗的捷报后,当即赋诗一首表示祝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的处女战,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其意义却不同一般。仿佛一个神话,鼓舞了许维新等茅山民众的抗日斗志,新四军的威信大增。陈毅对茅山这块福地更加尊崇了,他找了很多有关茅山的地域资料,通读研究道教文化,茅山的经戒、科仪、符箓、斋醮、炼养、金丹、医药让他神奇,茅山的淳朴的民风与的厚重的历史文化让他入迷, “三茅真君”“陶弘景”“葛洪”等高道在山中执着的修炼更是让他感慨良多。夜晚的煤油灯下,陈司令员伏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通读典籍,仿佛回到了理想中的桃花源,回到了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没有战争,充满和平的诗意年代……



    七

    茅山林深木秀。很多山头宫观像郁冈峰、柏枝垄、白李溪、桃花崦、松风阁等都是以植物来命名的。乾元观里的松风阁,四处遍植青松,蔚然成林。相传是陶弘景当年抚琴听松涛之所。而茅山松林分布最广,自古就有“一片松林又一宫”的诗句。

    观外的山坡上,是成片成片盛开的黄花,赤日当空,树荫合地,黄花开得灿烂蓬勃,而每到黄昏时分,流云如碎,残阳如血,黄花落叶摇曳着写不尽的诗意。当然,陈毅最终把革命根据地设立在这里的原因,除了喜欢茅山山高草深这个天然的屏障外,除了欣赏观内青松、观外黄花外,乾元观中的住持惠心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陈毅对惠道长非常敬重,常抽空与他对弈、品茶,相谈甚欢。看上去这是两个互不搭界的人,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人生态度。一个是茅山革命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官,叱咤则风云的领军人物,一棵巍然挺拔的青松;一个是隐居山中修行,希图跳出“三界”、不在“五行”的羽士玄客,一只悠然的闲云野鹤。然而,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却因为抗日,因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为他们内心那份高涨的民族正气走到了一起。

    当时,日寇在茅山不断地“扫荡”,他们对新四军实行严密封锁,地下党的药品供应时常被卡断,治疗新四军伤病员成了难题。陈毅得知茅山的惠心白道长不但文才和武略俱佳,还识得山中草药,研究中医药术,决定上山请他相助。但陈毅两次去观中拜访都扑了个空。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惠道长不知道陈毅的来头与用意,自然不敢贸然接见。就在陈毅三访乾元观时,惠道长派一个小道士递给陈毅一张纸条儿,上面写道:鸦啼鹊鸣,并立枝头报祸福。

  接到纸条的陈毅,当下就明白这个老道长绝非等闲之辈。虽然身在深山,却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爱国之情。惠道长洞悉国家大事,是非分明,把国民党比作“鸦”,将共产党比作“鹊”,爱憎之心跃然纸上。于是,陈毅拿来纸笔,挥毫写出了下联:燕来雁去,相逢路上传春秋。 惠心白打开观门,看到一位长得敦厚结实的军人朝他行军礼,不由得心里一震:此人脸庞丰润,生气勃勃,一看就是不同凡响。早就听说陈毅还是名儒将,诗词棋艺,样样精通,今朝倒要好好会会。当即,令道童在宰相堂摆上象棋。

    陈毅心中有事,对拉开的棋局心不在焉。联想到自己来乾元观的几次往返,心有所感,随口说道:三顾道观,三拜三仙山心动。惠道长一听,立即吟出下联:四用雄文,四仰四军事理明。惠道长与陈毅对弈。惠道长接连吃掉陈毅的棋子,眼见棋局已定,陈毅突然问道:“道长,当初发明象棋之时,何以只准双方将士阵亡,而不准我们受伤治愈,重返战场?我现在正所谓:棋盘对战,无残则亡,败势无挽回!”惠道长一时没有听清,陈毅笑着解释道:“办法也有:神州交真,有伤即治,胜局有指望!”惠道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请我为新四军医治伤员啊!”

    惠道长对陈毅一见如故,当晚就在乾元观备下素斋,讨论到大敌当前的天下局势,惠道长长叹了一口气道:“爱教就要爱国。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妥协、忍让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国将不国了,道统怎么可能衍续,道教徒还谈什么信仰!”说罢,国难家愁涌上心头,一时老泪纵横。陈毅听了惠道长这番发自内心的感慨,激动地站起身来,再次对惠道长拱手道:“说得太好了。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为了民族的自由,更是为了美好的家!”惠道长起身抱拳还礼,低眉颂唱:“福生无量天尊——。”此刻,月亮高挂天空,银色的清辉洒了他们一身,连同高高低低的宫观、青松,勾勒出一幅意境深远的剪影图。

    从此,乾元观作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医院。山深林密的“三宫五观”成了大部队活动的秘密聚点。

    八

    惠道长看出新四军的部队确实与众不同。新四军穿着灰色土布军服和草鞋,没带任何符号,这些战士久经风吹雨打,他们行动敏捷,象全世界的山林英雄一样迈着大步。他们边走,边喊口号或唱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打心眼里喜欢这群兵娃娃。不过,山下的百姓对这支队伍还不认同。或许老百姓被搞怕了,一见穿军服的人,不管来自何方,就产生排斥心理,认为是当兵的使他们遭得殃。那时候军民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摩擦:中国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尽,进村饥肠辘辘,老百姓赶紧对他们关上大门,因为粮食少啊,不是士兵挨饿,就是他们自己饿死。在那个年头,百姓想安稳地过日子都难。

    新四军刚刚驻进茅山时,百姓依旧四处躲避,像见到了瘟神一样。后来发现,这支队伍并不挥舞着武器向他们索要食品、住房、劳役,新四军想要日需品,总是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代表去同群众商谈,需要某样东西会付钱,而且是言必行,行必果,非常尊重老百姓。新四军还订了很多准则与规定,三条基本守则中的第1条是:“抗战到底,绝不投降,绝不妥协。”第2条是:“服从命令”。第3条是:“新四军的所有战士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人民,尊重他们的利益和风俗习惯。”这点还特别补充说明,“离开老乡家时,把用作铺板的门放回原地,收拾好各种东西,把垫铺的草捆好,送还原主”。

    新四军教育每个战士了解抗日的目的,决不能忘记为人民而战的宗旨。他们用现身说法感动老百姓,久而久之,大伙相信了,新四军真是为人民来作战的。他们不厌其烦地教百姓自卫,宣传政治思想。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人心也是。当群众自发地给新四军送来猪、羊、鸡等慰劳品时,竟遭遇谢绝,这是老百姓料想不到的。不仅军队吃东西自己出钱买,陈司令员还请农民吃饭,让他们给队部的行为提意见。陈毅亲口对老百姓说:“你们不要怕,你们现在是主人,新四军会对你们负责的……”这是山脚下的百姓做梦也想不到的。

    眼下世道太混乱,日本人明着倡狂,国民党暗地勾结,还有鱼肉乡民横行霸道的土匪恶霸,惠道长想起来就觉得可气。如果不是为了道脉的传承,他早就脱下道袍换军装了。上次听许维新说,日本的飞机经句容去轰炸南京,被从句容飞机场起飞的飞机半路上拦截。那天县城方向半边天都打红了,公路上不再向南过部队,南边的部队往回撤了。撤下来的部队松松松垮垮的,有的一长溜,有的三五成群,一个个哭丧着脸,伤员们哭爹喊娘。一想到这些,惠道长就担心,他怕血气方刚的许维新一不留神站错了队脚,遂三番五次向陈毅举荐他加入新四军。

    那些从前线撤下来的败兵一个个都红了眼,见哪家有青壮年拉了就走,逼他们为他们挑东西、抬伤兵。见着值钱的东西抢了就走,姑娘媳妇像避瘟神一样躲进了山,离公路三五里路的村庄还算安稳。不过,这安稳很快就被打破了,随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撤退的脚步,日本人从三个方向向句容逼来:一路沿丹句路西犯;一路沿溧武路而进,他们在距句容城20里外的天王寺站住了脚,修起了据点;一路沿沪宁铁路经句容的桥头、下蜀、龙潭向南京开进,他们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奸,连老人和孩子也不放过。手无寸铁的庄户人四处“跑反”,人心惶惶。

    九


    句容沦陷后,日军只在县城、天王寺、下蜀等主要交通干线的城镇设立了据点。山区和农村兵匪结伙而起,纷纷自称队、司令,民谣称“司令满街走,队长多如狗。”那些日子,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武装几百股,多则几百人,少则数十人,他们有枪有款有地盘。还有的当地农民也三五成群地聚结在一起,白天干农活,晚上做土匪。他们把当土匪作为一种副业来做,做的都是一些“坑山芋”的小活,绑架家中有点油水的小户人家的儿女,弄点小钱度日。

    六十六军的一个营刚到茅山就被茅麓公司的纪振刚经理收为公司的自卫队,纪振刚出身于普通农家,早年被辛亥革命的洪流卷进过革命队伍,中年时做过县教育工作者局长,后来来到茅山经营茅麓公司,经营二十年,投资40多万元,主要经营茅山绿茶,在大上海和江南地区都很有名气。他的公司收买了不少当地的土匪“肉头”,有了300多人的自卫队,装备上不仅有正式步枪,还有30几挺轻机枪及一些重机枪、迫击炮。茅麓公司在当地的实力是数一数二的,纪振刚经理的一身正气也是远近有名。


    陈毅想把这些力量吸收到革命队伍里来,他和惠道长多次相商,决定要在乾元观开次会议,向社会各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要团结各个阶层的力量,学生,农民,商人,哪怕是土匪,也要争取教育多数,孤立打击少数。惠道长回应他说,人心总是向善的,用我们的真心,爱心去感化匪徒,洗清他们的本来面目,过程虽然难,但办法总会有的。会议期间,惠道长叮嘱观内道士到各个进山路口去望风,将来人引领上山。那次会议除了许维新,还有句容教育界的精英巫恒通,茅山商界赫赫有名的纪振纲,句容三区区长樊玉林等地方头面人物有二三十人到场。大伙踊跃发言,共商抗日大计。

    那次会议之后,更加坚定了惠道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茅山“三宫五观”的道士,也纷纷离开“丹灶”、“靖室”,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新四军在茅山生活艰苦,缺衣少药,惠道长常派道徒下山替新四军购买药物,筹措粮食。当时只有22岁黎遇航(原中国道协会长)先当新四军粮食保管员,后来又做情报站站长,专门负责为新四军探情报,送消息。李浩岐道长长期深入敌营做起了地下工作,1946年受到国民革命政府的特别嘉奖。

    巫恒通投笔从戎。他的同窗、朋友、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参加抗日工作,茅山“九霄宫”和“元符宫”两位教小道士读书的先生吴济之和张明贵也参加了。吴济之在“元符宫”教小道士学习诗词文章、琴棋书画。 黎遇航 、鲁顺礼、朱顺贵、眭先凤、张先龙等都是他的学生。 1939 年,吴济之参加抗日工作, 1939 年至 1940 年任抗日政府县参议员,1942 年任茅山游击区副区长, 1946年 10 月随大军北撤,建国后转地方工作。

    张明贵的父亲就是“九霄宫”俗号张小狗子的大房道士。张明贵教的是“九霄宫” 二、三房的道士 ( “九霄宫”过去有六房道院 ) 。清末之后人民生活穷困,茅山四方百姓,多有将七、八岁的孩子送上茅山当小道士。但道教的义理是很玄深的,没有文化基础,就不会有学道的悟性,因此清末以来,茅山也就形成在社会上请饱学之士,来茅山道院当先生的传统。

    当时茅山的读书台隐在喜客泉西南山坡上,据说这里曾经是昭明太子的读书台,他的老师就是来茅山修道的陶弘景。梁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隋唐以来,《文选》一直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萧统也备受世人的敬——历史上先后出现了30多处文选楼和读书台。而茅山的读书台却在一处由亭、台、楼、榭组成的庭院内,四季林木葱郁,泉水叮咚,环境优雅而清静。

    萧统的一生是短暂的,年仅31岁就离开了人间。他有数十处读书台都散落在民间的深山之中。那个时候,多数贫寒的学子寄居山寺或道观里读书,像萧统这样热衷于山水和书卷的太子毕竟是少数。或许红尘离得远,山水有清音。萧统在暮鼓晨钟中琅琅读书,放下世间事,悟道人生。喜客泉水倒影自碧,世间功名富贵亦如这潭水中的水泡,一串一串,浮浮沉沉,起起灭灭。

    张明贵这个教书先生无疑是喜欢读书台的,他经常来这里给小道士讲昭明太子读书励志的事儿。茅山三春大忙时,就帮道院做写表章、画符等文字工作,香事清淡了,就来这里教小道士读书学文化。张明贵参加抗日工作后,先在抗日政府当义书。他曾以道教特色配合新四军敌工部绘制散发了一张鼓舞军民团结抗日宣传漫画,据说影响很大。画面是利用茅山原有的“钟魁符”,加印上“癸未年 (1943 年 ) 、大劫年、人畜遭灾、若避此难、须军民合作……”的印章,抗日漫画里的道教情结,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打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十

    革命工作离不开党组织地下活动据点。1936年,时任泰兴县教育局长的巫恒通与友人策划抗日活动集200余人枪,准备在泰州、高邮、洪泽湖一带打游击。后来举事未成,偷偷地南下到了丹徒姚家桥,找到了老同学管文慰,两人商量了在家乡举旗抗日,保家安民的事宜。回到家乡的巫恒通四处活动,他刻了一枚分别写有自己和胞兄巫全仁名字的印章,在亲友圈里宣传抗日道理拉队伍,准备放手大干一场,扬一扬中国人的志气。毕业于栖霞师范的教师蒋元煦率先加入了他的圈子。

    蒋元煦是句容行香蒋庄村人,先后在上海、汤山、句容城镇、东昌、行香等地执教。他追随巫恒通投身革命,曾改名为赵光华,任苏南专署财经处出纳科长,专门保管新四军财政。那段时间,日本人正向南京集结,国民党句容县县长是苏北人,1937年10月底他就将县政府迁到苏北仪征去了,偏僻的农村一时成了真空地带,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樊玉琳、巫恒通、蒋元煦趁这空隙正好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群众团体,配合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句容行香上王庄人卫鸿宾也加了进来,句容东片的青年很快抱成团。

    巫恒通通过管文蔚联系上了陈毅,陈毅告诉他扩建地方武装固然重要,还要开辟更多的活动据点,拓展句容南片像后白、二圣、葛村、郭庄等交通重镇。巫恒通找到了他的好友王诚龙,王诚龙是二圣乡阴桥头人,青年时在句容、南京等地求过学,思想开放,有着“侠客”的豪情。他和弟弟王诚凤号称“二圣湖上两兄弟”,名头响当当的。二圣湖拥有几千亩的水域,盛产鱼虾,湖水浇灌着周边大片大片的农田。二圣湖再往下就是赤山湖,属于郭庄的地界了。二圣湖和赤山湖都是南京十里秦淮的屯水柜,两湖之间,河道纵横,河汊交错,一年四季景色宜人。

    说起这二圣湖颇有些历史,句容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西周宁镇地区吴人土墩墓群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句容境内有反映吴文化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千余座,主要集中在天王浮山、茅西王庄、春城二圣湖一带。二圣湖边上的有一片起伏绵延的山丘,相传有一百个山墩,所以这个地方就叫---百培山,实际上是因明初富户张斗南建百座砖窑烧砖建明城墙而得名。二圣湖的形成就是因为明窑址建在二圣水库里面。因取土烧砖造成这里地势低洼,从而筑堤围埂而成湖泊。

    颇有气势的王家大院是一个大的四合院落,建在二圣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上,枯水季节,有一道堤坝与湖岸相连,堤坝上有一座古桥,这个地方就叫阴桥头。王家在这一带拥有良田万倾,佃户五百多,收租百万斤,是句容首富,也是当地有名的士绅。当地人形容他家的富裕的情况是“火腿挂断梁,螃蟹爬过墙”。王家虽然十分富足,但却不是那种为富不仁之人。相反他们乐善好施,广结善缘。不论年成好坏,他家的家丁从不外出收租,更不用外出讨债了。乡里乡亲的,谁家有了难处,跟东家言语一声,总能得到宽限。那个年头惦记王家家财的人也大有人在。为了看家护院,王家也招募了几十个乡勇,大门楼子上架着两挺黑洞洞和机枪。但这里也总是热闹得很,政府大员、当地士绅、三教九流常来常往。他们在外面是敌人、是对手,到了王家大院都是客客气气的。
 
    王家兄弟虽然不闻政事,却也是满腹经纶。他们重大义,明事理。国民党跑了,军队撤了,小鬼子来了,百姓倒霉了。老百姓想有个活路,只有靠自己了。这时候巫恒通让王诚龙把南片的青年集中起来抗日,正好是油瓶盖子合在油瓶口上,王诚龙召集人马,募捐财物,跑得比谁都欢。就这样,他们三天两头地聚。巫恒通经常把东昌、行香、白兔的抗日信息带到二圣湖上来与大家交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积极投身革命战争中去,他的脑海中,始终被一根名叫“抗日”的弦绷得紧紧的。

    十一

    “丹句路两侧5华里之内几乎是十室九空,人被杀尽,房被烧光,焦土一片,野狗四处乱窜。在行香倪塘村,鬼子将沿途抓来的老百姓及倪塘村上未来得及跑的群众一共40多人捆绑到倪安仁家中,锁上大门,放了一把火,结果这些人无一生还。”巫恒通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接着又说:“倪塘村有个小青年倪才东在外面躲了几天,想回来找点吃的,这天晚上刚进村就被鬼子抓住了,日本人剥光了他的衣服把他吊到树上,十几个鬼子你一刀他一刀地在他身上割肉喂狼狗……倪才旺的三女儿刚满18啊,鬼子把她从草丛中找出来轮流奸污,女娃子后来疯了。九岁的倪连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和80多位伯伯、叔叔被一嗵机枪扫倒。全村86家房子被鬼子放火烧光,仅有一户人家幸免。”

    巫恒通几乎是从死人堆里跑出来,他以为过了洛阳河,就万无一失了,不想离公路5里路外的还有遭殃的,行香朱古隍的朱道才是个摆渡的,老实巴交的他以为鬼子是要过河,没有人为他们摆渡才杀人的,他便摇着船去接鬼子,结果被乱枪打死。朱古隍的乡长没见过日本兵,他还以为日本兵是广东兵呢,按照惯列,他领着乡亲们,抬着猪肉、牵着牛羊前去慰问,小鬼子收下东西,却把前去慰问的30多人全部杀死,只有一人受伤后装死得以生还。

    在二圣讲日寇暴行的时候,巫恒通并没把自己和东昌乡的头面人物樊玉林、樊绪经、洪天寿等人见面的情况告诉大家。战争来了,再给娃娃们上课已不可能。眼下他要办的大事,也是阵毅说过的,赶紧收拢乡亲们的心,争取人力物资与革命据点。待时机成熟,句容县城这一战非打不可了。

    1938年8月,陈毅率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为配合国民党第79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决定以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这是新四军首次攻入日军所占县城的战斗。12日夜晚,第2团进抵距句容县城约4公里之吉利隐蔽,部署兵力:第2营往在句容的东昌街上,向镇江方向警戒,破坏道路、桥梁;第3营进袭句容城北门外飞机场,并对汤山、东昌街方向实施警戒;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间之五港、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第1营为攻城主力。

    战斗开始后,第1营乘夜暗用云梯突入城内,顺利占领东南门。第3营亦入城作战。经巷战,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日军一部固守楼屋。新四军放火焚烧,烧死日军和汉奸数十人。接着又向伪县政府及天主教堂进攻。敌人负隅顽抗,新四军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纵火焚烧。城外飞机场房屋亦被完全焚毁。攻入城内之新四军一直坚持到13日上午9时主动撤出。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新四军伤亡10人。

    1938年冬,陈毅在王诚龙家召开地方绅士会议,宣传团结抗日,开展统战工作。王家二兄弟当即响应,送给新四军步枪20支,驳壳枪3支,机枪1挺。后来,王诚龙一直以延福乡乡长的身份为掩护,给新四军购买布匹、药品等军用物质,为新四军提供情报。

    1941年,句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王诚龙主动捐谷300担,并长期为新四军保管税款。王诚龙干了不到一年伪乡长,就不肯干了,因为日伪已经对他产生怀疑。1944年,日军和伪警卫师驻扎阴桥头后,威胁利诱王诚龙,要他重新担任伪乡长。王诚龙在抗日政权支持下,不肯就职,对方见威胁利诱不行,就强行组织收割王家的稻子,继而又拆毁王家房屋,建碉堡,到处缉捕王诚龙。王诚龙始就在外风餐露宿,过着流浪生活。1945年2月25日,王诚龙住在东斛村,被伪警卫师包围,突围时身中3弹,不幸牺牲。时年41岁。当时苏浙军区政治部出版的《苏南报》发表专题新闻,褒扬王诚龙。1986年7月,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王诚龙为革命烈士。

    1939年冬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停止了对新四军的一切供给,蒋元煦筹借粮款、购买军需,保证部队后勤的供应,他征粮征税,精打细算。1942年秋天,蒋元煦随部队宿营在古隍乡岗子村筹借粮食,因汉姓告密,驻宝堰据点的日伪倾巢出动攻打茅山地区新四军。正在吴家村工作的蒋元煦发现敌情,只身向岗子村方向跑去,并一路上鸣枪告警,使部队迅速转移。在敌人追捕的过程中,蒋元煦头部、胸部、腿部多处中弹,被关押在宝堰期间,被施以各种酷刑拒不开口,于10月12日被敌人秘密杀害于上会镇的一个小池塘边上。

    同年5月,任句容北二区暨南乡乡长兼乡中队长的卫鸿宾积极组织民兵,设路卡、建交通站、开展游击活动,多次乔装打扮,潜入黄土桥、谢巷等日伪据点搜集情报、夺取枪支,1943年7月,在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中,他多次配合部队攻打句容境内的日伪据点。1944年6月,日伪军集结7600多人,在句一、二、三区“清乡”“扫荡”, 在这期间,卫鸿宾破坏公路,在敌人控制的梅花桩地区穿插活动并火烧竹篱笆,破坏敌人的封锁线,一直到8月,被人杀害。


    十二

    抗日战争运动如火如荼,全国都在发展进步力量,新四军每到一处,都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大力宣传政治思想,播下革命火种,培育进步青年,支援抗战。茅山地区先后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 商界抗日救国会” “妇女抗日救国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汇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有分配到茅山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先后担任文化教员、随军记者、民运干事的范敏,有红军长征时任挺进师政委,奉命留守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四军代表王丰庆,还有一些革命的红色娘子军。

    英雄与献身并非男人的专利,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

    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仍是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压垮了许多有胆有识的女子。但那个时代仍然有许多进步人士,像1918年出生于上海吴淞镇,并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负责“星星书报流通”社和《学习》半月刊的柳流; 1914年出生浙江富阳,1938年随新四军政治部所属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奔赴苏南的孙晓梅;还有1920年出生句容磨盘,在茅山脚下开盐栈的山妹子王妞妞,为了维护民族正义,期待民主与和平,她们独立地走出家族,勇敢地走进了纷飞的战火中。

    她们是女站士,也是置身战争里的女人,如同一只只涅盘的神鸟,带着祝福,怀抱梦想,飞扬着一种精神,一种气骨,一种勇往直前的刚毅,一种永不坠落的坚强!她们秉承了忠厚质朴和凛然大义,同时也秉承了炽热的爱国之心。无论怎样黑暗的时代,她们都可以搅动起狂风暴雨,亮出光芒。她们怀揣着一个目的,向茅山走来,用女性特有和柔情和耐心,开军民联欢会、军民代表会,以及话剧表演、街头演讲等方式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

    这些青春的女战士,正是花一样的年纪,可以是事业小成,可以是初为人妻,而她们却踏上一条不归路,明知道前途的光明必须以牺牲为代价,还是那样义无反顾。她们在茅山地区派出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动员群众参加抗日,使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新四军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女站士们一有空就凑在一起聊天,有时能畅谈到深夜,内容既有国内外政治形势,也有青年人应有的抱负和理想,她们向往民主自由,美好的生活,内心充满了爱和光明。

  为了方便联络,新四军把聚会地点定在山脚下的一家盐栈。那是南镇街一家最小的盐铺,店主就是王妞妞。大伙都习惯了,不管办事不办事,都会去那里坐坐。既方便传达了信息,又增强了革命友谊。

    当时的南镇街上到处都是汉奸晃动的影子,除了伪军,土匪,日本人身边的翻译,还有潜藏在新四军内部的,或者是在革命队伍里实在熬不下去叛变的,像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宣传科长、原句容县委书记王伯划就是慑于敌情严重,环境艰苦,脱离革命去上海当了叛徒,还有外逃归队的句容县委青年部长朱延责(张百里)等等。

    汉奸神出鬼没,没有廉耻与道德信仰,为了一已私利,不择手段地出卖革命者。他们这些人助长了那些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日寇,当丘陵大地尸横遍野,革命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不知道作为中国同胞的他们,可否有良心上的一丝谴责?名哲保身也好,恩威并施也罢,他们忽略了,把别人作为祭品献祭的时候,往往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


    十三

    1939年底,王妞妞被安排在盐铺秘密联络站工作,她明做生意,暗为新四军转发文件,递送情报。1940年夏天,王妞妞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分配在句容四区政府任秘书。出生农家的她特别善于联系群众,在茅山地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王妞妞对家乡的农民宣传政策,讲明道理,开展面对面的斗争。1943年1月23日,句容四区政府领导和王妞妞在磨盘山下的神村葛家大院开会,布置扩大地方武装工作。隐藏在区大队的内奸暗中勾结国民党顽固派忠义救国军袭击区大队,区长席甫生和警卫员当场牺牲,王妞妞不幸被捕。身陷囹圄的王妞妞拒不吐露有关句容四区政府的内部情况,被敌人折磨了几天,于2月2日夜晚杀害于葛村镇南的黄木岗。

    在茅山这块热土奉献出生命的女性还有一个被句容政府誉为“伟大母亲”的朱高氏。朱高氏1894年出生句容行香,一辈子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一个普通女农民。因为担任北二区乡中队长的儿子朱云峰积极抗日,朱高氏有着与普通女人不一样的觉悟。“皖南事变”后,她担任茅山专署联络员,为了转移新四军十几名同志安然脱险被捕。气急败坏的日军用鞭子抽,用狼牙棒打,用辣椒水和火油往肚子里灌,竹签一根根扎进她的十指,痛得她数次昏厥过来。如此折磨,也没有摧毁那钢铁般的意志。至死,敌人也没能撬开朱高氏紧咬的双唇。正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高氏,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做到了,她是真正的大丈夫!1943年7月,被县抗日民主政府呈报上级,授予“伟大母亲”光荣称号。

    打开《句容茅山志》书,一段段记录更加触目惊心:“1940年9月,柳流被捕后,国命党镇江专署专员钟钟山大摆筵席,妄想诱使她屈服投降,柳流毫不动容,不举筷、不端杯、不发言,正襟危坐,充耳不闻。见引诱不成,恼羞成怒的钟钟山把她绑在厅堂的大柱子上开始威胁,柳流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想要我背叛革命,那是妄想,我要是为了升官发财,就不来抗日了’’。她痛斥钟钟山来到茅山不打日寇,专杀抗日干部的罪恶行径。 29日凌晨,钟钟山在冷水涧枪杀了柳流。直到 1983年,句容县人民政府在柳流烈士墓地重建墓碑,附近群众称墓后山岗为柳流山。”

    “孙晓梅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长,年底调任中共长江工委委员,负责长江工委与中共路北特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她时而扮作农妇,时而化妆成商人,穿越封锁线,出入敌占区,递送文件,联络工作,侦察敌情,护送干部,购买军需,她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1942年5月,孙晓接连两次到江北仪征联络北渡路线,护送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等领导安全北渡。1943年5月,在龙潭防村附近公路上被捕。日军小队长本木设宴劝降,她愤然掀翻酒席,被日军押到龙潭老虎山洼,剐掉乳房,残酷杀害。”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我触摸的是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孙晓梅应声倒下的时候,应该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吧。尽管她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一个有理智和勇气的青年。我不会被人家利用和愚弄,我有我的人生目标、理想前途,我决不会让自己盲目的陷入黑暗的深渊里去;我有我天赋的顽强心,我不怕任何压力威胁、非议;我能毅然的打碎封建礼教所束缚我的镣铐。我所要的“名”和“利”,是大众所需要的“名”和“利”,我并不稀罕个人“名”和“利”。“全忠不能全孝”这是后来的忠诚义士的名言。母亲!请原谅我不能如你所愿,让我去做封建社会下的牺牲品……”

    孙晓梅的生命瞬间化为了彩虹,照亮了茅山的夜空,却黯淡了日日夜夜思念她的母亲的双眼。难以想象,孙晓梅以及如她这般为民族解放、人民平等、实现共产主义而抗争的女战士们的意志有多坚定。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们如此大无畏地追求这种精神信仰?这是现当代的年轻人亟需深思的。



    十四

    由于时局紧张,为发展和壮大抗日队伍,新四军对许维新部的地方抗日武装采取了争取、改造的方针。陈毅亲自在乾元观与他彻夜长谈。在陈司令的教育引导下,在惠道长的力荐下,许维新毅然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领导,已有300多人的抗日自卫武装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委任许维新为大队长。在这以后,他以更高的政治热情,投入抗日斗争。

    许维新明确了革命方向,斗争就更自觉、更勇敢、更有智谋了。他多次组织群众扛着钉耙,背着梯子到溧武公路天王寺到薛埠一段切断交通、割断电线。1939年2月,新四军夜袭东湾据点时,他利用据点内线提供的情报,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是年春,他参加皖南军总教导总队学习,同年10月在溧阳杨湾村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由军队领导单线联系。

    1940年年底,他化装后只身一人到天王镇汪伪区长戴臣富(当地人,与许维新相识)家,对他说:“带我到‘红部’(日军营部)去一趟,有人要问就说我是你的亲戚”。伪区长只好将许维新带到“红部”走了一圈,摸清了敌情。在兵站工作期间,他还为保护军用物资,护送过往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1941年初,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了“皖南事变”,新四军一支队一个小分队,在皖南冲出敌人的层层重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溧阳和溧水,在竹箦桥北边找到许维新,他热情接待,并派人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十六旅旅部。

    因工作需要,许维新担任两溧地区兵站站长,他比以前更忙了,一晃又有些时日没来南镇街了,他不禁想起了两年前惨死在日寇刀下的惠心白道长,每每想起惠道长,想起让他这辈子受益无穷的良师益友,他都会拳头紧握,咬牙切齿。他恨日本鬼子,恨不得马上将他们碎尸万断,然而,革命当头,自己的这份仇恨只能放在心里任由它生根萌芽。每到这当口,许维新的心里就非常烦躁,他从墙上取出当年惠道长送他的刀,向一排稻草靶子狠狠地砍去,砍得草靶子全部瘫软,稻草七凌八落,散了一地。

    许维新带着警卫营营部和县政府机关人员,驻在溧阳大山口、瓦屋山,靠近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坚持抗战,一有机会就把那把大刀磨得锃亮,贴着后背悬挂着。他天天守着这把刀,仿佛守着惠道长,守着一种灵魂的温度。最近几天,京杭国道上日军如蚁,往来穿梭,有时是大队人马,也有三三两两的。这天天快黑的时候,许维新潜藏在离公路很近的地方,查看公路上日军的动向。他看到有两个鬼子牵着一匹高头大马在袁巷小街的竹棚子前点火取暖,烟雾缭绕之际,许维新轮起大刀扑了过去,鬼子们慌忙之中取武器时已经迟了,一口大刀“咣啷”一声砍在头盔上,火星四溅,一个鬼子头一歪身子倒在地上,另一个鬼子吓懵了,踉踉跄跄地亮出了刺刀。许维新大气都没来及喘,对着鬼子斜着就是一刀……

    许维新用刀砍鬼子的消息不胫而走。陈毅知道这事后狠批了他一通。陈毅说:“你好歹是共产党员,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杀几个鬼子就为惠道长报仇了?你那是狭隘。家仇是小,国恨为大,抗日的最高标准,就是要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许维新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这口与自己须臾不离的大刀又重新挂在了墙上。在这期间敌人除了武力“围剿”外,还用软化诱降手段,企图分化瓦解革命队伍。镇江一个姓李的汪伪师长,过去与许维新相识,一天,该师长带了30套黄呢军服亲自来见许维新,要接他去镇江做事,委为少校团长。许维头摇得像拔浪鼓。他想自己既然是共产党员,就不应该为物质转移、为名利诱惑,民族气节高于天。
 
    1941年5月,党组织委派许维新为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兼溧水县警卫营营长。为了更好地工作,许维新把13岁的女儿许善芳被送到安徽广德一个叫门口塘村的地方去读书, 1941年8月6日,他带领5名警卫从新四军第16旅旅部回来,准备到句容老家开展统战工作,欲以句容第4区为基地,积极向溧水地区推进恢复工作。当晚在许家棚子南边小松树山宿营,遭叛徒王崇武(外号二哈)、小贾(贾长根)、小童(丁志和)暗害在李塔的老人山下,牺牲时年仅39岁。同时遇害的还有他已怀孕的妻子及警卫员赵四和曾昭扬。陈毅在苏中地区得知许维新被害的消息,悲愤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我陈毅还活着,一定要报。”

    老人山的山峰像一把剑直指青天,多少年了,许善芳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眼前的大山,那是她记忆深处的痛,她的父亲许维新和继母就是在老人山下阳山洼被害的,他们曾经安葬在那里,后来建造李塔水库,才迁葬于方山水库东南边的松树山(2011清明迁葬于句容烈士陵园)。许善芳老人一度对父亲心生怨恨,他认为父亲娶了继母就不要她了,使幼小的她背井离乡受尽了折磨。到了后来才明白,父亲正因为爱她才让她离开,远离茅山,是父亲对女儿生命安全的唯一保护。

    在她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经常跟随在陈毅的左右。许善芳13岁的那一年正月,她跟随父亲到了溧阳的杨湾村。当时,陈毅正在开会,见到许善芳时,像见到老熟人似的弯下腰一把搂到自己腿上坐着。会议很快就结束了,陈毅对在场的人说,今天他要认许维新的女儿做干女儿,并请大家到屋外拍照纪念。许善芳还清楚地记得,照片是在那家人家的屋后的草地上拍的,许多人围在一起。两个月后,许善芳就被送到了安徽了,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十五

    茅山见证了历史,也缔造了历史。

    当我再一次徘徊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照片墙前,透过历史厚厚的烟尘,我的眼眸与革命者深邃的眼眸静静对视时,我的心却在颤抖,在流血。巫恒通。一个让所有句容人骄傲的名字,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身影。我仔细端详着这张脸:清瘦俊朗,眼神坚定,镜片里透露出浑身的书卷气。38岁!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充满激情、活力和希望,然而他的生命时间却永远定格在那个漫漫长夜。

    巫恒通,字天侠,1903年生于江苏省句容县白兔镇柘溪村一户农家。父亲巫希山是个木匠,生下了巫全仁,巫恒通,巫恒达兄弟三人。听巫恒通的小儿子巫健柏说,当时的柘溪是比较富裕的一个村子,巫家祖上开过药店,住得都是木结构的楼房,1937日本鬼子入侵句容,在靠柘溪不远的黄土桥设了据点,为了把路边上的小村庄清理干净,三里之内一把火烧得木楼只剩半截残垣,巫健伯小时候对半截木头墙记忆犹新。

    巫恒通12岁时,父亲把他送进了学堂,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校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不断接受新式教育和进步报刊,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个时候,每每听说有革命者到高校讲演,他总是想法设法组织学生前去倾听,并在会后组织大家学习谈论。由于他博学多才,睿智果敢,又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和极强的感召力,很快成为学生联合会的的会长。他说:“我早年梦想教育救国,但国民党腐败无能,只有找到共产党,依靠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巫恒通在学生会上的发言如同星星之火,燎原了一代青年的强国梦。

    1923年,巫恒通和本村一个叫糜德明的女子结了婚,先后生下了巫力生(原名巫健生)、巫健柏和巫美凤三个孩子。婚后,巫恒通四处辗转于无锡县立第四小学、南通师范附小教书,曾任句容任县女子小学校长和县督学,1936年调泰兴县任教育局长。糜德明除了不识字,样样都拿得起。巫恒通长期不在家,她一个人种田地带孩子操持家务,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
 
    日寇把房子烧了,糜德明一家没地方住了。她只好将三个孩子送到行香龙山和陈武杨巷村上的亲戚家寄养,在巫健柏的童年印象里,他总是和哥哥妹妹被母亲放到驴背上,从这家亲戚住几天又到那家亲戚落户,为了活命,母亲颠着小脚牵着小毛驴到处跑。记忆中,母亲女红极好,一闲下来就给新四军补衣做鞋,她做布鞋是出了名的快手,纳起鞋底来经常通宵达旦。

    十六

    1939年3月,巫恒通听取了陈毅的建议,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扩建地方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胞兄巫全仁联络亲友,成立句容荆(塘)、(沸)泉、(下)甸三乡联合抗敌委员会。4月,与洪天寿两支武装合并为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年底,该团扩充到5个大队共300余人,和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2营第四连(原第2支队侦察连)合编为新四军新三团,积极镇压潜藏的汉奸姜尚元、林国禄,发表告民众书,参与声讨汪精卫投降卖国罪行。

    7月13日 新四军新2支队新3团在巫恒通指挥下,在镇江石马庙附近击退180多名日伪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反复“扫荡”茅山地区,新三团奉命与长滆人民抗日自卫团合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七团,巫恒通任团长,并转战茅山一带。是年春,苏皖区党委在闸口开会,会议决定将所辖地区划分为4个特委。其中,溧武路以北的原路北特委改为路西北特委,由陈洪、汪大铭、巫恒通、樊玉琳、樊绪经、洪天寿等组成。

    茅山地区划为第五行政区,由于巫恒通在茅山群众中威望高、影响大,被调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主要负责茅山的革命工作。樊玉琳和洪天寿分别任命为第五保安司令部司令和副司令。巫恒通动员和组织群众破坏敌人交通,争取开明士绅支持抗日,在保安部的协助下,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巫恒通知识渊博却不是迂腐的书呆子,他头脑灵活,遇事颇有主见。有次他奉命夜里上茅山集合,带领部分人员走到茅山附近的一个山头上,找不到入口的路了。山上松树成林,荒草遍地,大家都焦急万分。这时,巫恒通大声命令:全体人员一律脱掉鞋袜赤脚分散前进!片刻工夫找到了一条山间小道。为什么赤着脚就找到道路了呢?在巫恒通的思维意识中,凡是有人走过的地方,野草都被踏平了,不会刺脚;而没人走的地方,野草特别刺脚。
 
    由于巫恒通生活经验丰富,为人又机警,多次指挥部队突袭击退“扫荡”茅山地区的日军,日、伪军对他恨之入骨。1940年农历除夕, 这伙人悄悄来到了柘溪,试图大年三十晚上活捉巫恒通,并将他的老家“连锅端”。 而巫恒通当晚并没住在柘溪,弟弟巫恒达已随新四军部队到宜兴作战,只有大哥巫全仁留在家中守岁,虽说日本人杀进中国,多少家庭吃不上团圆饭,但农村的年俗还是不能免的,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不能破。

   句容东片的乡下人家过年极其隆重。从进入腊月起,柘溪村人便开始着手为年忙活。老人们搬出老皇历,在太阳底下眯缝着眼睛翻,哪天宜婚嫁,哪天祭神,哪天祭祖,一点不含糊。男人架起了石磨,女人洗上了蒸笼,她们把柴禾一堆一堆从垛里运往厨房,磨豆腐蒸馒头做年糕,村庄烟雾弥漫,在鞭炮噼噼啪啪的衬托声中,显得得既庄严又神秘。

    祭祖是守岁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仪式并不复杂,香烛、纸钱是必不可少的,八仙桌几个菜碗也是必不可少的,五个碗七个碗九个碗都行,最不济的人家也要有三个菜碗。巫全仁很重视三十晚上的守岁。父亲在世的时候,都会在桌上摆好酒菜,点燃香烛,带领家人一个个地磕头。如今父亲已作古,当初的木楼长厅也被鬼子烧了,兄弟们有家不能回,他在磨房里一边焚烧纸钱,一边在火光中不断地祷告,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天下平安。

    巫全仁被火光映得半边脸通红,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天却成了他永远的祭日。巫全仁一家三口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了。等巫恒通得知消息赶到老家,大哥已经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身上全是血,两只眼睛圆睁着望向天空,右手却握得紧紧的。他用颤抖的手替大哥合上眼帘,掰开巫全仁冰冷的拳头,一枚印章骨碌碌地滚了出来。看着这枚淌过斑斑血迹的印章,巫恒通的心头更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紧紧握着这枚印章,仿佛握着兄长跳动的心,他知道,他最敬爱的兄长没了,这枚印章,将与他须臾不离,是他永恒的留念。


    那一瞬,家仇,国恨,一起涌上巫恒通的心头……


    十七

   1941年4月6日,日军120多人侵占茅山顶宫,企图控制茅山军民的抗日活动。5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中共苏皖区党委和东路特委合并成立江南区党委,并将苏南全区划分成路东、路南、路西北、路西南、苏皖和浙西北6个特委,谭震林为江南区党委书记,统一苏南党政军的领导。重新返回茅山工作的巫恒通,利用自己的机智在日伪中穿插游击,巧妙地迂回于大山深处与敌人捉迷藏。

    那时候,日军开始对江溧句和句北地区进行大规模驻扎扫荡,在葛村、郭庄庙、三岔、土桥、索墅等地筑下十余处据点,修筑了土桥至索墅、三岔至郭庄庙等公路。为支援东路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先攻克郭庄庙等据点后,迅速回师茅山地区,和第四十七团巫恒通配合,又攻打丁庄、蒲干、西旸等据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然而,敌人并不因为新四军在外线进攻而改变其清乡计划。巫恒通一边恢复抗日根据地,一边开展民主政权建设,协同兄弟部队一道连续拔除28个日、伪据点,并与句容一区区长洪天寿采取时聚时散、声东击西等战术打击下乡特工,镇压叛徒、捕捉间谍,扩大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却也引来了日军疯狂的报复。

    新四军第6师第16旅第46团再次返回茅山地区,攻克了丹阳的延陵、九里等日伪据点,从此,基本上恢复茅山地区。1941年9月6日,巫恒通与县机关少数随行人员驻句容二区中心乡大坝,因叛徒告密,苏南行政专署和县机关遭到日伪军的袭击。巫恒通率领众人突围,因腰部受重伤被捕,被押送到句容县城里的日军宪兵队。同时被捕的,还有句容第二区中心乡长(曾任区委书记)凌玉琏,第二天就被日寇押到黄土桥杀害了。

    巫恒通被俘后,日寇欣喜若狂。他们想利用他在当地的威望,加强他们的统治,于是把巫恒通奉为上宾好生照料,没想到巫恒通却拒绝疗伤,以绝食同敌人相抗争。伪县长陈希周出面周旋,巫恒通面墙背向,手里依旧握着那枚被他因日夜摩挲而光滑无比的印章怒斥道:“我不认得你这个民族的败类,你赶快滚开!想让我卖国求荣那是妄想!”巫恒通激昂之辞中透露出坚毅的眼神,伪县长灰溜溜地走了。

    老奷巨滑的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巫恒通绝食第五天里,将他年纪最小的儿子掳来,试图用亲情软化他。巫恒通见到儿子,百感交集,他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那枚印章,交给儿子并叮嘱道:这枚印章,凝聚着你伯父和我抗日的决心!你要记住,你伯父、你伯母、你叔父是怎样被敌人杀害的,我虽然在监狱里,但至死都不会屈服。希望你长大后也要做一个有志气、有骨气的中国人。”绝食第七天,巫恒通最后留在巫建柏记忆里的形象是:“当时,他的精神很不好,面色苍白,因为他负了伤还在流血,躺在一个床板上。”

    十八


    人,一旦选择了坚强,就意味着选择了受难,同样也意味着选择了希望,选择了成功。他用那样的意志誓死抵抗,是因为对胜利的信念,对未来的信念。对于“吾民吾土”的认同,相信自己的血是为“自己人”而流,所扞卫的是“自己人”的将来。那样毫无疑惑的相信着“吾土即吾民,吾民即吾土”的心,使得他愿意去死,愿意去牺牲。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革命精神,多么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信仰!


    狱中的巫恒通始终握着那枚印章,像握着一个信念,他决意以身殉国。

    绝食第一天,日军送来的饭菜,巫恒通一点没动。他手里紧篆着印章,巫全仁的名字在他的手心里篆得发烫。绝食第二天,日军将指挥刀架在巫恒通的脖子上,他的眼睛抬也不抬,他想到学生时期的自己一腔郁郁如裂帛,只能饱蘸着忧伤的泪水,把世间的不平和黑暗归置在内心深处,那个冷酷绝情的时代,将一个书生读书报国的美好梦想,撕成了碎片;绝食第四天,句容县伪县长,巫恒通幼年时的恩师陈希周亲自出马劝降,巫恒通睁开双眼道,“我的老师不是汉奸。”他又闭上了双眼,想到了自己和胞兄拉动亲友团结抗日的日子,想到陈毅、管文蔚、樊玉林、许维新和茅山的惠心白老道长……”

    绝食第七天。他脑袋中的画面是南镇街上的小盐铺。记忆中他几乎不在那里露面。他非常谨慎,知道那条街上来来往往人多,万一被汉奸碰到就坏了,汉奸脸上不写字,心思全放在找他们的主子邀功领赏上,日夜巡逻南镇街。那次去乾元观找陈毅汇报工作,无意在南镇街遇见了许维新。那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当时面对许维新热情地招呼,巫恒通把他拉到一个转角,小心翼翼地说:“时局多变,日军还没赶走,国民党已经穷凶极恶了。盐铺人多眼杂,有事还是去茅山顶上商谈为好。”一幕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巫恒通脑海中轮翻上映,他在黑暗的囚室里辗转反侧。

    绝食第八天。他再次想到了残死在日寇刀下的的兄长,想到了参加新四军却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音信全无的弟弟。想到妻子和孩子时,他的喉头有些哽咽,他对不起妻子,如果能捱到抗战胜利,他定会手把手教她读书写字。可现在,他困在囚室,腰伤不断渗血,血痂无法脱落,那里已经烂成了黑洞……他最终闭上了双眼。是的。他早已准备好了死亡,绝不愿意苟且偷生。巫恒通的双眼,始终向往着光明,他的赤胆忠心像一面镜子,吸纳了反射到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亮,让这个世界,哪怕是地狱,也充满光明,开出芬芳。

    9月14日晨6时许,巫恒通在绝食8天后壮烈殉国,时年38岁。巫恒通的民族气节也深深震撼了一向崇尚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侵略者,当巫恒通烈士的遗体被抬出监狱时,所有在场的日军士兵都深深地弯下了腰向烈士遗体致敬。柘溪村上,得知噩耗的糜德明蹲下来,双手捂住脸,把头埋进膝盖间,小声地抽泣着。孱弱的双肩不停地抽动,很快,眼泪就把膝盖处的裤子弄湿了一大片。她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让人无法不动容。

    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无不肃然起敬,沉痛致哀。中共路西北特委、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在潘庄联合召开巫恒通烈士追悼大会,一个战士轻声念着陈毅发来的唁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陈司令员用文天祥的诗来习悼念巫恒通,在场的人泣不成声。10月10日,新四军16旅在旅部驻地塘马举行隆重的公祭,祭文称赞巫恒通为“民族英雄,万古流芳”。

    十九

    巫恒通的墓地在原句容行香镇西南约4.5公里远的徐村王庄东南边,墓地是长方形的,坐西朝东。烈士墓地有两块墓碑,一块是1952年苏南行政公署在墓前立的纪念碑,碑正中刻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分两行排列,横批:“永垂不朽”。右边“巫恒通烈士纪念碑”,左边书“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苏南全体人民敬立”。另一块碑,正面为“巫恒通烈士之墓”7个大字,背面为墓志,全文342字,记载烈士身负重伤,在敌人狱中从容对敌,光荣殉国的经过。

    巫恒通的墓地附近,有一个水的塘的水一直在冒泡,就好像茅山的喜客泉吐水泡一样,“散乱如珠碎”。 听巫健伯说,这是个封闭的水塘,和外界水源不互补,但却从不干涸,附近比它大好几倍的龙山湖都干过,它却一直有水。当时的行香下王庄是个大坡子,一处开阔地,当时叫“沸泉乡”,那时候,山上成天雾气缭绕,泉水冒泡,一串一串的小水泡,咕噜直响。时间久了,低洼处的泉水积聚成塘,后来人们把这个塘称作“沽沽塘”。

    每年清明时节来给巫恒通扫墓的人很多,水塘和绿树掩映在墓地旁边,安静地吐着泡泡,仿佛有某种说不出的灵异,让人们在祭奠烈士的时候,不由得去思考那个叫信仰的代名词。很显然,巫恒通一直都保持着很明晰的生存意识,很坚强的奋斗精神,到最后一刹那为止。我想,这是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吧。

    与巫恒通心意相通的糜德明一直没有忘记丈夫的遗愿。她把十四、五岁的长子送出去参加新四军。随着部队北撤,上海解放后,巫力生留在了上海,而她的小儿子巫健柏,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参加抗美援朝战斗,后来转业到陕西,1962年下放时又回到了老家句容,在句容市组织部门工作一直到退休。她的小女儿也在当地政府的关照下,读了师范,圆了糜德明多年来的“读书梦”。

    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解放军总政治部缅怀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过程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在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英烈展》,展览共展出了吉鸿昌,白求恩等26位着名英烈的抗日事迹,巫恒通烈士就是其中之一。巫健柏作为英雄的后人应邀到场,他在北京看到父亲的塑像,当时7 6周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似的,哭得一塌糊涂。

    在大会上发言,巫健柏情不自禁地说起了一枚印章,他说,父亲把它从监狱里交到自己的手上起,他就一直随身珍藏,甚至连抗美援朝打仗的时候也带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茅山地区成立新四军纪念馆,才将那枚印章捐出去,让那刻着亲情人事,映出史实沧桑,蕴含民族气节的印章永久地封存在纪念馆,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橱窗玻璃的折射下,辉映着岁月的烽火……
 
    二十

    “叭——嘎、叭——嘎、叭——嘎……”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从茅山由高向低传来,离南镇街很近,人们感到了恐慌,空气中有股黑压压的乌云压过来,山里人家不知道是土匪日寇还是新四军的枪声,像散了窝的马蜂到处乱窜,四下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有的人家开始收拾家什往外逃,有的人则举家老小往茅山顶上跑,在当在人的潜意识里,山上地势高又有庙,有观,是道家的清净地,能躲得过灾难。然而,惨无人道的日寇对神仙道教根本不敬畏,他们的眼里只有杀戮与血腥,翻开苏南反顽战役的历史档案,战争的硝烟迎面扑来。
 
    历史定格在茅山。1938年的秋天,中秋节的前两天(八月十三日),地方伪保甲长一早就上山,向“三宫五观”的道士们传话说:“明天日本人要清山,住观道友们不要在山中乱走,免得被流弹误伤。”也就在这天,溧水、溧阳、金坛、常州、镇江、句容等地的日军,已分别集结,分几路扑向茅山。

    暮晚的天空,流云如碎,残阳如血。茅山乾元观的山坡上,一大片黄花在风中摇曳,散发出阵阵的清香。又有一批百姓赶来驻山了,同时还传来消息:许多新四军战士莫名呕吐,惠心白道长听了很着急。他知道这些战士又犯老毛病了,战争条件太艰苦,战士们又要与鬼子周旋,还要腾出精力照顾百姓,国民党早就断了供给,身心俱疲啊。惠道长在观里焚香请神、念敕水咒、纸咒、墨咒、笔咒,然后持笔书符,书毕,再念敕印咒,盖下符印,念敕符咒后,让人带上符箓连同一筐药草全部送下山。

    符箓在茅山道教中亦称“符字”、“墨箓”、“丹书”等。是道教的一种法术。符箓是符和箓的合称。符指书写于黄色宣纸、帛上的一种图形的符号、图形;也是道士把一些道教咒律以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箓指记录于诸符间的天神名讳秘文,一般也书写于黄色纸、帛上。道教认为,符箓是天神的文字,是传达天神意旨的符信,用它可以召神驱鬼,降妖镇魔,治病除灾。惠道长用符箓治好了不少新四军的病,让他们感觉不可思议。其实,道长画符所用的材料是采用多种药材浸泡多年的药酒化开的朱砂,而朱砂本身就是一味中药。

    小道士刚刚下了山,日本人就上山了,这是日寇对茅山的第一次残酷的清乡扫荡,刺耳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山林,一队一队的日寇猫着腰进了“乾元观”,开始疯狂地屠杀,嗜杀成性的鬼子用枪弹、刺刀戳破了修行人古老而又美好的长生之梦。 “乾元观”的上空火焰升腾,烟雾弥漫,从下午两点半左右一直烧到四点半,二三十个鬼子兵,往三茅峰方向而去。随后,赵永海、陈永君等几位“乾元观”道士奔向火场。这时大火已封了“乾元观”庙门,离庙稍远的牛栏里,两条牛受到火烤正在挣扎,所有住观道士都不见了。
 
    当天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在“乾元观”西南的白虎山下的一堵破碑墙旁边,找到了惠心白、陈永富、赵永山、陈老三、斋公、王寿清 (伙计) 、老王 (伙计) 、老李 (伙计) 、小倪 (伙计) 、张金根 (伙计)等十三位遇难者的尸体。只有一个下山送信的小道士逃过了日寇的魔爪。茅山“白云观”也在同一天惨遭洗劫。“白云观”道士严玉清、李明达、包至松、糜至礼、赵道友等也惨遭枪杀。当天被杀害的还有“玉晨观”的两名看门道士。

    由于日寇在茅山到处受到打击,所以他们认为茅山道士都通新四军,欲将其斩尽杀绝。隐没于山林中的“三宫五观”都是新四军立足与宿营基地,必须要统统烧光。“元符万宁宫” 也在这一天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当时元符宫、勉斋道院有五名成年道士,两名十二三岁的小道童。日寇示意严光明、苏先俊、眭先凤、倪觉仁、陈道纯五名成年道士都到楼上去,并跟上了五名端着装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的日本兵。上楼后,日本兵喝令他们排成一排,接着端起枪就向五个手无寸铁的出家人直刺过去,五个道士便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紧接着,熊熊火焰在勉斋道院的上空腾起……

  与此同时,日寇用同样残酷的手段杀害了元符宫西斋道院的道士蒋龙保。西斋道院居士黎洪春 (中国道教协会前会长黎遇航的父亲) 躲避不及,被日本兵抓住强迫带路,但日寇嫌他行动迟缓并带错路径、故意戏弄“大日本皇军”,于是将他枪杀在华阳洞旁的山坡上。“元符宫”的眭先凤、耿云清、陶念忠、汤念义,还有两个小道童,他们都是死里逃生,幸免遇难的幸存者,从屠场逃出的陶念忠和汤念义脱下道袍穿上了军装……

    被洗劫过的“三宫五观”,一片狼藉。观里,数尊掉了脑袋、缺了胳膊的神像,歪斜一隅,怪诞而诡异。到处是烧焦了的经幡,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一阵雨点突然来了,雨声击落了观外老树上最后几片叶子。老树,伸出光秃秃的枝丫,拥抱悲凉。坡上,湿漉漉的黄花在风雨中摇摆,风打着转,呼呼地喊着谁。无人应答的山,只有凋零的黄花“噗噗”地回应。

    空气在沉默中颤抖。

    冬天提前抵达了。雪花覆盖了满地堆积的黄花,它以老天的名义,给这片饱受风霜的废墟取暖,宫观的残垣断壁,被积雪覆盖着,白得眩目,绿苔和杂草在雪水里,潮湿腐烂。山风狂起,刮得几颗小树摇摇欲倒。老树始终昂着头,不管灾难来临与否,总是扎根泥土深处,以守护者的姿势,与破败的宫观在一起,它用生命形成一种力量,抵挡山野里的狂风暴雨,使得自己在无情的岁月里依旧成活、生长。



    二十一

    四季当中,冬天显得那样漫长。好在山里的春天醒得早。太阳的光芒从云翳中透出丝丝影子,给这似幻非幻的仙境戴上金冠。绿意内敛的山头在春风的拂动下,一下子芳草清香,野花繁盛了。山道上的映山红刚刚打苞,茅山丛林深处的太保黄精,茅苍术,乌饭草,葛根,党参,首乌正在拔节生长,溪流于无声处潺潺涓涓,寻常万物都化为了奇葩仙株。

    和其他地方的山相比,茅山主峰四周绵延的低山丘陵,非常适合植被的生长,是苏南野生植物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也是着名药材的主要产地。早在夏、周、秦时,茅山就是帝王巡游和采集药材的名山了。南北朝的道教学家陶弘景在茅山隐居了四十余年,收集了七百多种药材,编撰了《本草经集注》七卷;在明代着名中医药学家李时珍着的《本草纲目》里,收录茅山出产的药材就有三百多种。

    在句容农村,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家家户户都有吃乌饭的习俗。它是用糯(粳)米和南烛的叶茎制成的。南烛,也就是“乌饭草” ,又叫牛筋草、青精树,是一种落叶灌木。茅山人把四月初八吃乌饭看成是与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冬至的饺子一样的传统饮食。

    最初,这个习俗最初与道教有关。

    传说中,汉末《灵宝五符序》的“神仙服食青粱米方”是用醇酒渍泡的,而东晋发迹在句容茅山的“上清派”,是以植物“南烛”汁浸染做成的,吃乌饭能延年益寿。《道学传》说陶弘景:“晚,惟进飠迅答、紫菜、生姜,饮酒能至一斗而断不醉也”(见《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梁书•陶弘景传》)。其实,每年的四月初八也是佛诞之日,佛家煮乌饭以供佛;供过佛后的乌饭散发给弟子,吃了可以消灾。陶弘景在南朝宋、齐、梁三朝作官 在宗教信仰方面 道、佛兼宗。他曾在茅山道观中建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他认为乌饭为“仙食”,说王褒食用此饭,长生不老。

    唐代诗人皮曰休、陆龟蒙同游茅山,进食此饭并留下了赞美诗篇。皮日休诗:“传得三元了饭名,大宛闻说有仙卿。分泉过屋春春米,拂雾飘衣折紫茎。蒸处不教双鹤见,服来惟怕五云生。草堂空坐无饥色,时把金津漱一声。”陆龟蒙则诗曰:“旧闻香积金仙食,今见青精玉斧飧。自笑镜中无骨录,可能飞上紫霞端。”可见他们对乌饭的喜爱。

    吃乌饭的习俗就这样传入民间了。
 
    四月初八,正是采摘乌饭草的最佳时期。南镇街百姓头天从山上采回来乌饭草,在石臼里捣烂草叶,滤去褐色的渣,往糯米里掺上汁液,在竹制米箩浸泡一夜,待到第二天清晨再煮,经过一夜的浸泡,糯米一颗颗“酥”开来了,在大锅里煮得清香四溢。百姓把煮好的乌饭送到道观里,一碗一碗如同黑珍珠似的供给三茅真君,希望能够免天下的灾,渡大众的难。剩下的乌饭,除了大家分食之外,四乡八邻都将它晒成干,做成粑粑,当干粮吃。

    吃了乌饭的山里人真的能免去灾难吗?

    二十二

    是福不是祸,是祸总是躲不过。

    初夏的白扬树浓荫滴翠,风吹来,树叶飒然飒地响,就像街道上响起的脚步声。空气中,乌饭的余香还未完全散尽,茅山镇上达达的马蹄声越来越密集,一阵紧似一阵。

    1940年农历五月初二这一天,日寇再一次对茅山进行扫荡。他们像一群疯狗,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北镇街有一户就被杀了十一口人,在北镇街过往休息的二十几名商客,也无一幸免。

    面对疯狂的日寇,茅山的百姓手牵着手,从以锄头、钉钯等作武器,零星自发地抵抗,逐步扩大到有组织的斗争,茅山地区先后成立60多个农民抗日救国会,5万多农民参加了“夜防队”“联防队”“自卫队”“ 游击小组”以及大刀会、枪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到1938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到丹北、江句、横山、句北、小丹阳等10多块抗日游击基地,拥有40万人口。在共产党、新四军扶助和改造下,茅山民众武装大部分上升为新四军抗日主力部队。初步统计,1938年到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由初入苏南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14000余人。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发展到31万人。


    茅山群众为保护军需物资英勇斗争的事迹更多了。

    《句容茅山志》书中说:“当日军抓走并杀害句容行香新四军修械所5人时,朱春根当时抱着一捆枪滚到沟中隐蔽起来,天黑后他又把藏在地道中枪支和修械工具整理起来,恢复修械工作。驻尚村(长城)新四军转移时,8名青年主动将军用物资和几布袋钞票当夜送到磨盘山深处。得悉日军将进犯新四军服装厂时,群众先将14台缝纫机沉入水塘,并将布匹、衣服及时转移,使日军扑空”。

    “…新四军将四五十箱军用物资隐藏在磨盘乡山林深处,被汉奸告密时,李塔村农民父子会同一名战士连夜将物资转移,第二天一早日伪军10多人又一次扑空。秘密交通站将5支长枪放在一群众家,准备第二天来取;第二天上午10时,一名14岁少年远远看到伪军,急忙喊婶娘来一同将枪扔入门前塘中,未被发现。17名新四军扛着布匹夜间经过黄土桥伪军据点附近,双方激战;新四军撤退后;王庄自卫队员召集群众迅速将散在各处布匹找回隐藏起来,5天后转送茅山新四军。春城农民30多人,昼伏夜行,两个晚上行程100多华里,将2000多斤棉花送到新四军被服厂…”

    在磨盘山竹林深处、在天荒湖芦苇荡中,新四军的兵工厂、修械所、印刷厂、被服厂和军需仓库等都由于广大革命人民的保护而得以生存。

    二十三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打开志书,再一次回到那烟尘滚滚的历史中。

    “1943年3月15日,日伪开始对茅山地区实行“清乡”,构筑从镇江江边沿镇宝公路两侧,西旸、直溪桥 、白塔、滆湖、漕桥到太湖沿岸2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中共茅山地委带领群众开展破坏竹篱笆的斗争,一个晚上就拆除、烧毁从上党至白兔间10多华里的竹篱笆,并烧毁堆集在凌塘的2000多担竹子。3、4两个月中,茅山军民共51次破坏竹篱笆,烧掉2万多担竹子。特别是6月15日,中共茅山地委和保安司令部动员2万多群众,在三茅峰顶举火为号,统一行动,一举将三四百里长的竹篱笆烧成一条火龙,从此日军撤除不少据点。6月26日,新四军四十七团、茅山保安司令部的指战员百里奔丧,从句容经塔山、蒲干、巨村、大赤湾、西村、耿庄至延陵,将日伪清乡指挥机构伪保安中队、警察署及其中队、清乡大队部等一齐摧毁,毙俘日伪军250余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彻底胜利。”

    “1943年10月27日,新四军四十七团和茅山保安司令部樊玉琳从洪山门情报站得知茅山日军换防时间,决定于28日利用日军换防机会,在茅山西石阶道上消灭日军。27日,两个连从茅山东麓向顶峰运动,按内应小道士做好的小布条标记接近顶宫。28日早午8时许,日军开始下山,10时许,100多日军上山换防。上山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新四军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打死日军16人,其余逃回南镇街。为防日军再度上山设据点和监视哨,新四军把道院东侧日晕住房烧毁。从此日军再也末上茅山顶宫设据点。”


    书中的文字记录不禁让我想起了老道长。

    老道长一提到“智取顶宫” 那段旧事声音就大,他的情绪完全是高涨的,深邃的目光里夹杂着温和的暖流,眉毛里藏的都是笑意。“1943年10月27日上午,天气阴沉沉的,下了点毛毛细雨,茅山一片迷漫。当时的顶宫已经让小鬼子设了据点,道士的生活起居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日子一长,不少道士与鬼子混熟了,一些鬼子还跟道士说中国话。九霄万福宫的四房道士李浩歧由于年龄小,得到了日寇的信任,让他当伙夫,专门负责下山为日军采购柴米油盐。别小看李浩歧,他平日里与鬼子‘打成一片’,早就听得懂日语了。他细心地对日军的活动进行观察,为新四军送过不少情报。当他得知日军第二天要换防,把日军在顶宫的防卫情况画成图,塞在道帽里交给了黎遇航。樊玉琳收到这个情报后立马行动,鬼子再也不敢上茅山顶啦,哈哈。”

    老道长又笑开了。朗朗的笑声成仿佛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暖暖地照在我心上。合上书本,一幕一幕,如电影镜头,无数次在我的眼前浮现,但是,没有哪一次能抑制住我那奔涌的热泪。国民党顽固势力继续追击新四军抗日力量,日军也加紧对苏南新四军的残酷进攻,在日伪军长期夹击下,苏南中共组织和新四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围剿斗争,苏南抗日根据地先后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0多万兵力,在500多次的作战中毙伤日伪军达40000多人,却有7000多位将士英勇献身,先烈含恨饮弹,血染茅山,他们用躯体为奔跑在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新中国奠基。

    然而,在长达8年的全国抗日战争中,还有一些没有统计到的数据,还有一些没能载入史册的名字,他(她)们怀揣信仰坚定地找寻着光明,这些人当中,有革命勇士,有乡野村夫,有柔弱的女性,有爱国的宗教人士,用他(她)们的坚韧和顽强,默默奋斗。正是这样一群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在胸口揣着一根随时可以点燃的火柴,一擦就亮。在黎明前的黑暗之际,他们用这根火柴点燃自己,烛照着明天。在散尽硝烟的今天,在这片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我们却无法忘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无法忘记他们。


    二十四


    还得回到抗日战争的时期来,这是我逃避不掉,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当时国势强大的日本海陆空火力数十倍地强于中方,天地间如钢铁熔炉,投入的中国新四军部队转眼化掉,王心成、肖国生、刘震英、罗化成、任迈、蒋伯超等新四军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还有更多茅山儿女依旧源源不断地投身而去,他们前赴后继,用坚定的信仰和坚韧的意志,带领大家找到了出口,迎来了光明。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缅怀,还是铭记,我们都要以真实的历史告慰在那场战争中不幸遇难的同胞们。为了纪念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东进抗日,中共江苏省委、省军区和当地林场在茅山植树造林,用马尾松和麻栎在大茅峰坡上植出了“东进林”3个字,在绵延的山岭之间遥遥可见,秋红冬黄,像极了英烈的丹心一片。革命者的英魂,弥漫在苍翠的山脉上,革命者抗争的史实,深藏在秀美的风景里。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苏南全境解放。茅山终于迎来了春天。值得庆幸的是,茅山虽然历经磨难,道脉依旧源远流长。1983,茅山道院被列为全国重点宫观之一;1992年,道院隆重举办了海峡两岸道教界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黄箓大法会,上海白云观、苏州玄妙观、茅山乾元观、台湾台北三清宫、高雄文化院等八家道观的法务团齐聚茅山,超渡抗日战争中死难的同胞,法会期间还组织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参观悼念。

    2005年8月14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中国道教协会发起组织“两岸四地道教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在茅山举行。两岸四地道教界领袖、道教宫观代表和各地道教信众1000多人参加了纪念法会。为了纪念这次盛大的活动,茅山道院元符宫还创建了“中国道教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祈祷和平大法会纪念碑”。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无论是道教徒还是革命人士。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任何主义都不能够挽救。惠心白道长等广大的茅山道众在革命年代,正是依靠着他们坚定的信仰,形成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紧紧地与革命者团结在一起,足以战胜任何的困难,这种民族气节激励着一代代后来者,铭记光荣,增强自信,凝聚力量,精神的薪火永传。

    二十五


    每年的抗战胜利日,除了茅山本地的,还有许许多多烈士的后人,他们千里迢迢地从外地赶到茅山来,向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敬献花蓝。这块纪念碑是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兴建的,碑名由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纪念碑宽6米,高36米,须弥座高3.13米,碑体是空心的,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它矗立在望母山的山巅,犹如一把利剑,直插云霄。

    纪念碑背的碑文:“一九三八年五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新四军东进苏南敌后,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陈毅、粟裕、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下,五万兄弟踊跃参军,浴血战斗五千余次,毙伤俘敌四万多名,七千将士壮烈捐躯,其勋劳业绩,彪炳史册。值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特立此碑,永志不忘。”落款为中共镇江市委员会,镇江市人民政府敬立。这些文字与碑下立着的陈毅和粟裕骑马指挥抗战的雕像,一起将那段血与火的记忆定格。


    缅怀,既是对烈士的敬重,也是对历史的警醒。来来往往的缅怀者在纪念碑前撮草焚香、燃鞭祭奠,随着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声,山顶上传来一阵嘹亮的军号响,时而是集合号,时而转成冲锋号,悠扬而雄壮。纪念碑前的军号声,仿佛茅山老区革命史上一件弥足珍贵的佐证实物, CCTV-1“焦点访谈”、CCTV-10“走进科学”、CCTV-4“走遍中国”等电视栏目都来了,各地新闻报纸、网站的宣传,让茅山这个举国闻名的道教圣地成了中国红色旅游的着名景点,国内外游客蜂拥而至。

    对于“山下放鞭炮,山下响军号”的奇观,科学无法解释,它既有茅山具体山谷的回声与纪念碑空体的共鸣作用,也有人文历史的思想意识影响,然而,人们情愿相信,这是神仙的旨意,这是福地的灵异。这里曾经是新四军小号手牺牲的地方,人们坚信小号手的英魂仍然留驻在青山碧水间。那一阵一阵的军号声是他青春壮丽的生命绝唱!

    战争总在催促人们最大限度地迸放智慧和勇气,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时间流逝,带走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再也无法还原红色浪潮下硝烟滚滚的那段史实。人们在这里与逝去的灵魂对话,聆听昔日真情的奔泻,感受先烈的信仰在天地间流淌,与山川同在,与日月同辉。

    岁月更替的速度让人来不及细想,日子又翻过去一页。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纪念日,也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纪念日。7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却又是那样的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人用巨椽之笔书写了一幅瑰丽的长卷,茅山在这幅历史长卷中书写出了感人的一页,在那个生命比茅草还低贱的年代中,共产党人信仰如山,奏响了胜利的凯歌。(全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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